1952年8月3日，毛澤東將編號為“中共字第0001號”的新中國首張“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即“烈士證”，簽發(fā)給了段德昌。
1955年，彭德懷和總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向毛主席匯報授銜籌備情況，當彭德懷談到段德昌時，毛澤東不禁潸然淚下，匯報不得不中斷，改日進行。
革命烈士千千萬，為何段德昌是共和國“第一號烈士”？我軍英年早逝的將領燦若星河，毛澤東為何對段德昌念念不忘？彭德懷為何稱他為“革命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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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鋒
1904年8月19日，段德昌出生于湖南省南縣九都山九屋廠。他的父親是一位新式知識分子，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這為段德昌德才兼?zhèn)涞钠沸缘於嘶A。
1921年3月，毛澤東以湖南省督學的身份到南縣第一高等小學考察，得知了段德昌這么一個人。原來，該校的督學貪污，把伙食搞得一塌糊涂，不久前，段德昌帶領學生們造反了。最終，段德昌受了警告處分，原督學被撤職。
毛澤東聽了，就提出想見一見段德昌，兩個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這個聰明好學、胸懷遠大抱負的青年，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毛澤東給段德昌寫信，建議他到省城長沙讀書，以便更好地投身革命。
后來，段德昌考入長沙中華圣公會雅各中學后，參加了毛澤東、易禮容等人創(chuàng)辦的“文化書社”，經常去毛澤東的寓所討論時事，并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
1924年，段德昌與何長工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華容新華學校，并出任校董會副主任兼英文老師。1925年春，段德昌調到南縣第一國民小學擔任英文老師，期間他大量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進一步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熏陶。
1925年“五卅”慘案發(fā)生后，段德昌和其他進步青年一同組織了“青滬慘案南縣雪恥會”，經常到縣城沿河碼頭和交通要道查禁洋貨。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共青團，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不久，表現(xiàn)優(yōu)異的段德昌被黨組織選派到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
段德昌
段德昌的文化功底好，在黃埔學習期間各科成績都很優(yōu)異。當時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但黃埔軍校內左右兩派斗爭卻異常激烈。身為共產黨員的段德昌很快成為了左派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骨干，經常與右翼的“孫文主義學會”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fā)生后，段德昌在指責蔣介石叛變革命、淪為新軍閥的公開信上簽了名，被關了禁閉。
非常欣賞段德昌才華的蔣介石為拉攏他，親自出面做他的“感化”工作，結果被段德昌嗆得顏面盡失：“我為國民革命來軍校學習，向校長提意見是為了國民革命快點成功，何罪之有？要關就關，欲除就除，沒有什么罪可認！”惱羞成怒的蔣介石下令開除段德昌的學籍。
時任中共兩廣區(qū)委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非常欣賞段德昌的才能和氣節(jié)，推薦他到毛澤東、李富春等人主辦的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
段德昌從講習班畢業(yè)后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先后任第8軍第5師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和第1師政治部秘書長兼《北伐周報》主編等職。
北伐初期，段德昌在士兵和群眾中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在攻克醴陵、進占平江及汀泗橋戰(zhàn)斗中，他帶領宣傳科全體人員深入前線，為部隊組織擔架，送水送飯，進行戰(zhàn)地宣傳，被群眾譽為“鐵科長”。
時任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在簽署對段德昌的表揚通報時，曾對身邊的心腹感嘆：“我就不明白，為什么像段德昌這樣有才能的人都跟著共產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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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彭引路
1926年北伐軍血戰(zhàn)武昌時，段德昌帶兵攻擊南門，十多天不下火線，令時任第8軍第1團第1營營長的彭德懷欽佩不已。不嫖不賭、不喝兵血、不抽大煙、善與士兵打成一片且作戰(zhàn)異常驍勇，在一眾舊軍官中顯得卓爾不群的彭德懷，也引起了段德昌的注意。
有一次追殲逃敵，段、彭二人在路上不期而遇，一見如故，索性在玉泉山關帝廟里徹夜長談。彭德懷問：“共產黨員打仗為什么那么勇敢？”段德昌答：“勇敢是來自他們的理想。”彭接著問：“什么理想？”段答：“共產主義理想。共產黨人的理想，就是要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全國工人農民謀福利！共產黨，就是要解放全國勞苦大眾的黨。”這樣一席話，讓苦苦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彭德懷豁然開朗，從此決心跟著共產黨走。
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發(fā)動“馬日事變”，大肆屠殺工農。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段德昌秘密轉移到賀龍任軍長的第20軍，擔任第3師教導團政治指導員。不久，段德昌隨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途中被強敵打散，段德昌化裝潛回湖北，后奉湖北省委指示前往鄂西從事農運工作。
當年9月，根據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的“兩湖暴動”計劃，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決定聯(lián)合發(fā)動鄂中公（安）江（陵）地區(qū)秋收暴動。段德昌在戰(zhàn)斗中受傷后，奉上級指示秘密回到家鄉(xiāng)湖南南縣養(yǎng)傷。
此時，已升任獨立5師1團代理團長的彭德懷正率部駐防南縣。他聽說段德昌回到了家鄉(xiāng)養(yǎng)傷，立即派軍醫(yī)為其醫(yī)治。
段德昌了解到，彭德懷在大革命失敗后始終站在工農群眾立場上，拒絕與反動派同流合污，非常佩服。二人見面后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長談。段德昌全面分析了形勢，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會被反動派的屠殺嚇倒，會汲取教訓不屈不撓地斗爭下去。現(xiàn)在最重要的是要在軍隊中培養(yǎng)力量，應認真細致地逐步開展工作，擴大革命基礎，不要急于舉旗，等條件成熟時，再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不遲。
段德昌還將《通俗資本論》和《無產階級哲學說》送給彭德懷，叮囑他要好好學習，提高認識水平，并強調“共產黨永遠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個共產黨員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實際的。就算看到個別壞現(xiàn)象，也不要失望”。
彭德懷對這次長談永生難忘。他在晚年回憶道：“我當時聽了他那番話，印象是多么深刻!”“覺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變了‘馬日事變’后的孤立感；覺得同共產黨取得聯(lián)系，就是同人民群眾取得了聯(lián)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在段德昌與中共南（縣）華（容）安（鄉(xiāng)）特委的介紹下，彭德懷于1928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終此一生，彭德懷都把段德昌當作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每次填寫干部履歷表時，彭德懷都要在入黨介紹人一欄中端端正正地寫上段德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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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chuàng)建蘇區(qū)
1927年11月，段德昌傷愈后赴湖北公安任縣委書記。1928年春節(jié)前夕，段德昌組織隊伍奇襲團防局，乘勢占領公安縣城，處決了劣跡昭彰的土豪劣紳40余人，釋放了在押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還將沒收的糧食、錢財分給貧苦農民，史稱“公安暴動”。
段德昌用奪取來的槍支彈藥組建起了公安縣游擊大隊，自任大隊長，點燃了荊江地區(qū)的革命烽火。不久，敵人發(fā)起反撲，段德昌率領游擊大隊撤出公安縣城，轉戰(zhàn)到洪湖地區(qū)，與當地游擊隊合編為洪湖游擊隊。身為隊長的段德昌對游擊隊員們進行嚴格軍事訓練，并著手創(chuàng)建根據地。
1929年2月，段德昌被增補為鄂西特委委員，出任擴編后的洪湖游擊大隊第2中隊中隊長。他指揮部隊奇襲毛家口、殲滅團防局、巧打保安團、夜襲峰口鎮(zhèn)、飛兵奪仙桃，打出了赫赫威名，令敵人聞風喪膽。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將各路游擊大隊合編為鄂西游擊總隊，段德昌擔任參謀長。不久，周逸群主動讓賢，由段德昌接任游擊總隊長。蔣桂戰(zhàn)爭結束后，國民黨軍譚道源、岳維峻部再度前來“圍剿”。段德昌指揮所部避敵銳氣，聲東擊西，在赤衛(wèi)隊和群眾配合下日夜騷擾敵人。當年10月，段德昌抓住戰(zhàn)機，在洪湖聶家?guī)X一舉擊潰國民黨正規(guī)軍1個團，后又連續(xù)取得了三官殿、楊樹峰和謝仁口戰(zhàn)斗的勝利，逐步恢復并擴大了洪湖根據地。當年年底，根據地已擴大到江陵、石首、監(jiān)利、沔陽的大部分地區(qū)。
在與強敵的作戰(zhàn)中，段德昌總結實戰(zhàn)經驗，提出了“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敵多則跑，敵少則搞”的戰(zhàn)術原則，這與同一時期毛主席總結提煉出的游擊戰(zhàn)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有異曲同工之妙。
1929年l2月，鄂西游擊總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1師，段德昌任師長。1930年2月5日，獨立第1師升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6軍，段德昌任該軍第1縱隊縱隊長。紅6軍成立后經過3個月作戰(zhàn)，先后攻克龍灣、熊口、老新口、張金河、新溝嘴、漁陽鎮(zhèn)、潛江、郝穴、觀音寺、藕池、石首、調弦口等城鎮(zhèn)，將江陵、石首、監(jiān)利、沔陽、潛江等縣的根據地基本連成了一片，打得鄂西地區(qū)的國民黨軍和團防武裝聞風喪膽。
1930年4月，石首調弦口召開了鄂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鄂西蘇維埃聯(lián)縣政府，洪湖蘇區(qū)宣告誕生。
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史上，中央蘇區(qū)、鄂豫皖蘇區(qū)和湘鄂西蘇區(qū)并稱為三大蘇區(qū)。其中，湘鄂西蘇區(qū)由湘鄂邊、洪湖、襄棗宜、巴興歸四塊蘇區(qū)組成。洪湖蘇區(qū)是湘鄂西蘇區(qū)中面積最大、最鞏固的一塊，段德昌貢獻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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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礪前行
1930年4月，段德昌率部東征，連克沔陽城、仙桃鎮(zhèn)、系馬口、漢川城，直逼武漢附近的蔡甸，回師途中又連奪峰口、郝穴等地。武漢的一家報紙哀嘆：“江漢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軍不力，一再敗北，自此無寧日矣。”
紅6軍回到鄂西后，段德昌即奉命潛往上海，代表紅6軍參加了5月中旬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大會。會上，他對李立三提出的一系列不切實際的“左”傾盲動主義主張很不以為然，揮筆寫下了《鄂西游擊的經過及其現(xiàn)狀》。在文中，段德昌對洪湖地區(qū)游擊戰(zhàn)爭的經驗進行了系統(tǒng)總結，委婉地表達自己對“立三路線”的不同意見。
1930年6月，返回洪湖蘇區(qū)的段德昌率部南渡長江，于7月4日和賀龍領導的紅4軍會師。此后，兩軍合編為紅2軍團，段德昌任紅17師師長，不久又升任紅6軍軍長。他率部在監(jiān)、沔一帶消滅了反動武裝“白極會”，鞏固和擴大了洪湖根據地。
【注：“白極會”又稱“北極會”，是土地革命時期豪紳地主利用封建迷信蠱惑百姓而形成的一個反動會道門武裝組織，盤踞在以洪湖、仙桃為中心的湖北鄂中地區(qū)長達數年之久。該組織與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地方政府相互勾結，欺壓百姓，大肆屠殺革命群眾，對湘鄂西蘇區(qū)的紅色革命進行了瘋狂的破壞。】
1930年9月，“立三路線”的執(zhí)行者強令紅2軍團南下攻打長沙，結果部隊損失慘重，洪湖蘇區(qū)也幾乎喪失殆盡。堅決主張回師洪湖、恢復蘇區(qū)的段德昌被降職為湘鄂西聯(lián)縣政府赤衛(wèi)隊總隊長。
忍辱負重的段德昌回到洪湖后，將在戰(zhàn)斗中失散的近千名戰(zhàn)士整編為紅軍獨立團，誓為奪回洪湖、再創(chuàng)根據地而戰(zhàn)斗。
在1931年春的兩次反“圍剿”斗爭中，段德昌領導獨立團和赤衛(wèi)隊，采取“只打虛，不打實，要打必勝，不勝不打”的游擊戰(zhàn)術，伺機將敵人各個擊破，先后四克朱河，兩占峰口，又在余埠、沙崗、普濟觀等地連戰(zhàn)告捷，使敵軍疲于奔命。不僅恢復了洪湖蘇區(qū)，而且部隊發(fā)展到2000多人，成為湘鄂西地區(qū)令敵人聞風喪膽的一支紅色勁旅。
1931年3月，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zhí)行者夏曦來到湘鄂西，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和湘鄂軍委分會主席。上任伊始，他將紅2軍團縮編為紅3軍，下轄7、8、9三個師，其中第9師由段德昌領導的獨立團升編而來。在無人可以替代的情況下，夏曦不得不同意讓段德昌出任第9師師長。
1931年1月，段德昌指揮紅9師用“圍點打援”戰(zhàn)法，在龍王集全殲敵第12混成旅，生俘旅長張聯(lián)華以下4000余人，繳獲步槍3000余支、迫擊炮20余門、輕重機槍100余挺、軍裝1萬套。紅軍還用繳獲的戰(zhàn)馬新建了1個騎兵團。
1932年3月，面對敵軍兵分三路分進合擊，段德昌集中優(yōu)勢兵力，用火牛陣大破敵144旅李家場防線，將該旅全殲，俘敵旅長以下2000多人，繳獲槍支3000余支，同時還擊潰敵142旅，使敵人切斷新、老蘇區(qū)聯(lián)系的圖謀徹底破產，史稱“文家墩大捷”。
此戰(zhàn)后，根據地群眾尊稱段德昌為“火龍將軍”，“有賀不倒，無段不勝”成了湘鄂西的新民諺。
【注：“有賀不倒，無段不勝”中的“賀”指賀龍，時任紅2軍團總指揮。】
從1932年4月開始，夏曦在蘇區(qū)掀起了一輪又一輪“肅反”運動，許多久經斗爭考驗、為革命出生入死并作出重大貢獻的紅軍指戰(zhàn)員被打成“改組派”，一批批被抓、被殺。
一時間，蘇區(qū)和紅軍元氣大傷，人心惶惶，在強敵進攻下連遭敗績，最終喪失了洪湖蘇區(qū)，迫轉移到湘鄂邊區(qū)的紅軍主力由2萬多人銳減至3000余人。生性剛直的段德昌對夏曦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多次在會上拍案而起，遭到夏曦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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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犧牲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巴東縣的金果坪召開會議，檢討洪湖蘇區(qū)和湘鄂西根據地斗爭失敗的原因，研究今后的行動方向。赴會前，段德昌對愛人劉淑云說：“夏要繼續(xù)殺人，我反對，他殺的全是我們黨的精華。”
果然，夏曦在會議發(fā)言中非但不檢討自己在丟失洪湖蘇區(qū)問題上應負的責任，反而認為湘鄂西蘇區(qū)斗爭的失敗是由于殺“改組派”不徹底，還要更深入、更徹底地開展“肅反”，并提出解散湘鄂西共產黨，取消紅軍中的全部黨組織等錯誤主張。
段德昌在會上作了與之針鋒相對的發(fā)言，堅決反對夏曦繼續(xù)搞“肅反”，堅決反對取消湘鄂西共產黨和紅軍的各級黨組織，堅決反對開展所謂對蘇維埃政權“罪惡”的控訴運動，并明確提出洪湖根據地的喪失，主要是由夏曦搞的“肅反”和他堅持的錯誤軍事路線所造成的。他憤怒地質問夏曦：“你誰都不相信了，連黨你也不相信了。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qū)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革命的罪人？”
1933年5月1日下午，夏曦在巴東縣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召開所謂的“公審大會”，宣布段德昌犯有陰謀分裂紅軍、企圖搞反革命暴動、迫害群眾等3條莫須有的“罪狀”，并當場對段德昌執(zhí)行死刑。
段德昌面無懼色，對在場的干部群眾慷慨陳辭：“共產黨人砍腦殼也要講真話，我相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紅軍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記了洪湖人民。紅軍要趕快恢復黨的組織，沒有黨的領導，紅軍寸步難行。肅反肅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殘殺了！在全國勝利的那一天，希望紅軍能回到我的家鄉(xiāng)，轉告我的親屬：我段德昌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沒有給洪湖人民丟臉，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臨刑前，段德昌提出的最后要求是：“如今紅3軍子彈極缺。殺我時，不要用子彈，子彈留給敵人。對我，刀砍、火燒都可以！”段德昌犧牲后，群眾含淚掩埋了他的遺體，并在墳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齡的29棵青松。洪湖蘇區(qū)許多鄉(xiāng)親在祠堂或廟宇中供上“火龍”牌位，以紀念這位洪湖蘇區(qū)的創(chuàng)建功臣。
正如段德昌所預言的那樣，歷史是公正的。1945年4月，在延安楊家?guī)X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徹底清算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會上，任弼時詳細介紹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堅貞不屈的事跡。毛澤東鄭重提議為段德昌平反。
6月17日，段德昌等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及大會全體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出席。毛澤東擔任主祭并敬獻挽詞：“死難烈士萬歲”。
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遺骸被遷葬于鶴峰下坪，1962年再遷至鶴峰滿山紅烈士陵園。1983年5月，在段德昌蒙難50周年之際，湖南南縣人民在縣城郊區(qū)修建了段德昌烈士紀念碑。何長工同志題詞：“段德昌烈士永垂不朽”。
1989年，段德昌被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33位軍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來源：瞭望智庫微信